「你是一個遊人，在旅程的某一天你決定前往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觀看權威們選定的一系列館藏。在紐約都心曼哈頓的第五大道前，你橫過了班馬線，走進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你穿過了大堂，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展館。你進入了「現／當代藝術品」的展區，終於走到了912展示室，然而當你想要前往907展示室時，你發現你的面前被一條欄杆阻止住了。展示室被館方封鎖了，或許是要維護、或許是要更換展品、或許只是館方傲嬌，你不知道，你只知道的是你被一種力量阻止了，你只好停下你的腳步，從遠方觀察這一個展示室。權力／知識欄杆的另一邊就是展示室。空間被牆壁分隔得充夠地引導你按著指定路線去行走。牆壁立在巧妙的位置，把別的展示室中的展品遮蔽著。如果你不能進入912展示室的話，再深入的展示深的風光你根本沒有機會目睹。這空間設計、包括牆壁的設計、立的位置、鎂光燈的焦點等都另你專注觀察你眼前的畫和雕塑。畫掛在純白色的牆壁上面，牆壁以一種最為潔淨的姿態不干預你進入畫中的世界；雕塑立在四方的展示台上，標誌著雕塑不是一堆爛鐵而是一件真正的藝術品。那幾幅名畫前再圍著欄杆，告訴大家這畫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你只好拿出你的IKEA玩偶，從欄杆外把你眼前的空間拍下來。你看著你的玩偶、你的玩偶看著欄杆內鎂光燈下的那幅名畫。名畫中少女站在窗框之前、從窗框望向遠方。」
在闡述下文前，筆者必需要提及一個重要概念。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於《古典時期瘋狂史》和《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等書中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知識／權力」（knowledge/power）關係模型。知識是從論述中誕生，權力則透過知識來行使。在社會中不論是教師／學生（規訓關係）、法宮／罪犯（懲罰關係）還是統治者／平民（統治關係）中間支撐著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力量，也是權力，「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作用於人身上，調教出柔順的身體(docile body)。在傳柯一系例的作品中，他梳理了一系列透過知識來控制身體的例子，透過定義出一群叫作「瘋子」的人去建立出一個人要服從於理性的傳統，然後透過建立監獄、學校、醫院、工廠等各種權力母題，去塑造出一班馴服的主體。這種權力關係無孔不入，事實上人很多的行為也受到了論述（discourse）的影響而受到規訓的影響。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常識，實際也是權力塑造出來的結果，這些預設的思考模式（框架）因為我們受到權力／知識的影響，當人群人有了話語權，他們便有能力去定義一些知識了，透過操縱這此知識，他們便有方法操縱他人。
藝術館．藝術品
藝術館，字義上去解就是放置藝術品的博物館。這個看似客觀的定義，背後隱藏了不少因為「權力／知識」而帶有變數關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由一群美國公民於1870年成立的，他們期望這一美術館能夠給予美國公民有關美感的薰陶。換句話說，這一博物館的成立，實際上也是一種透過引導人來參觀美術館的「論述」行為去塑造出「美國公民」的「美感」的行為。在美術館展示了有各種展品的美術品這一行動是多重意義的，這一行為本身會對不少的知識進行論述。美術館本身是權力的上位者（權威），在選擇藏品的時候不只是在行使其權威，也是在塑造其權威。參觀者會因參觀美術館而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一個又一個思想的框架。
正如上文所說，藝術館就是展示藝術館的場所。然而展什麼是藝術品呢？中間必然汲及了一次又一次的排他，畢竟沒有可能所有的東西都是藝術品。借用符號學去分析的話，藝術品這一記號是先於藝術品概念本身的。有一群人發明了藝術品這一概念，然後人才會差異地區分出不是藝術品的東西，然後當寶物那樣珍惜藝術品。當然「藝術品」這一字背後定義了很多不同的條件，但這些條件不太重要。我們不能否認「藝術館」就是散播對「藝術品」這一概念的論述工具。為什麼這幅畫會掛在藝術館的牆上？因為選這藏品的藝術館館長就是權威，換句話說是有話語權的人。東西成為藝術品本身就是話語權的結果。
然而「藝術館」所作的論述，不只是在於「什麼是藝術品」這一命題上，同是在「如何為藝術品分類」這一命題上作論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除了套過「洲」為「藝術品」分類，另立了數個展區存放美國的展品。這是一個論述「國族」、透過話語權到構「國族」的行為。在博物館中設有一個叫「美國油畫與雕塑館部」的展區，這展區中藏有的油畫涵蓋了殖民時期到20世紀初期間的關於「美國」的藏品。筆者對於「『美國國族』這一概念在什麼時候出現」這一問題傳有疑問。把殖民時期的畫作放進「美國藏品」也許是在發明「美國國族」的傳統，就算不是如此，這種塑造「美國人」共通美感的行為也是在宣揚「國族」、「國家」、「美國人」等框架。建立藝術館這一行為本身背後藏著各識各樣的框架，對各種知識進行論述，影響著不少人的認知。
牆是什麼？為什麼射燈會射在展品之上？
藝術館這一個空間、到紐約旅遊會參觀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是權力塑造出來的偏見／差異／認知框架。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成為了代表美國的一個符號。館內的各式各樣設施也能夠彰顯其權力（在空間設計上）。雖然我們能夠在館內自由走動，但是我們所能夠獲得的經驗是被設計好的。有怎樣的自由意志也好也要服從於牆的存在，我們必需跟著館方指定的路線去行走。不是藝術品自己發光，更像是鎂光燈令作品發光。藝術品中帶有本雅明所說的靈光（Aura），從傳柯的觀點去看本雅明的觀點的話，藝術品有聖光是因為權力定義了知識。不是因為藝術品本身是藝術品，而是因為他在鎂光燈下。
館方透過欄杆展示其權力，其封鎖的區域我們就不能進去了。空間的設計甚至有能力把你的焦點強行鎖在藝術品之上，這是一種設計空間的知識，這知識你平常不太會察覺得到，這才是其恐怖之處。你在遊覽藝術館時，你不太會在意到牆的存在，這些框架你平常都不太意味得到，你會注意到的太多都是鎂光燈下的焦點而已。
畫：為什麼人會透過窗去框下風景？
正如相片那樣，我們透過相片認識老師在美國的所見所聞。老師在欄杆外觀察展示室中的畫，畫中的少女透過窗觀察「世界」。如果我要認知「世界」的話，只可以經過一層又一層的框架（相片-欄杆-畫框-窗），這好比我們如何理解（真實）世界。我們只能透過框架去理解世界，然而框架好比有色眼鏡，你用他的話你觀察到的東西必然是影響了，但是你不用他的話你就沒機會理解世界了。正如畫中少女一樣，如果他不透過他窗戶望出去的話，房間也許沒有其他窗戶了。現實世界中，我們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框架，比如語言、比如語境。你只可以站在欄杆外，遠遠觀看畫中從窗框觀看世界的少女。
貓：這鐵枝扭成的東西真的是貓嗎？
相片中的雕塑會被命名成為貓是因為那命名者有權力。藝術家能夠透過其知識為藝術品命名／定義／作論述。也許會有人提出當代藝術本身的目的就是反權威。當代藝術中大部份作品都帶有批判性，種種後現代的藝術品也不能用既有的知識去解讀。比如說相片中的貓不太能用以往現實主義的審美觀去作評論，他們便會以前去論證當代藝術能夠打破框架。
我們真的能夠脫離框架去看事物嗎？當代藝術真的打破了框架嗎？筆者認為我們有能力打破已有的框架，但我們離不開框架。我們能夠發明一個新的字詞或是新的論述去評論作品，但這情況下框架沒有消失。我們所做的是制造一種反論述去跟論述作對抗，但權力／知識的關係並沒有改變。只是話語權從一群人分散開去、或是從一群人轉到另外一群人而已。就算你是在建構一種反權力的知識，你也是在利用你的話語權。你能夠做的只是在恣意的語言中為概念配上新的符號，也許你的確打破了舊的框架，但同時你也在建立新的框架。就算你說一堆鐵枝是貓，你也是在為這堆鐵枝下定義，你也是在影響「貓」這概念本身。這些概念本身就有排他性。不可能所有事件都是藝術品，權力只是在轉移。打破了一種框架要依靠另一種框架。反論述也是論述。權力／知識關係沒有改變。
為什麼藝術館的職員能夠拉下界線，你就不會進入展區中，只是乖乖地拿出玩偶拍照留念？
借用李維史陀的觀點去看：玩偶之所以為會在欄杆外，是因為他在「藝術品」的分類體系中分類不能。然而我對這分類不能存在保留。這一分類不能不是客觀存在的大結構，更像是傳柯所說的權力的結果。禁忌的確帶有不能分類的特性，然而如果在設計分類系統時早早排除了一些事物的話禁忌就會必然存在。
為什麼欄杆只有一米高，我們隨手就能跨過去進入展區，但我們也會乖乖地停在欄杆外？為什麼運動會上的跨欄比賽明明你不理欄的話會跑得更快但你也要跨過這一米多高的欄。按照本能（好奇心）的話進入展區更有意義，你有機會看到更多展品。我們都是被規範的主體。也許我們跨進欄內未必會有什麼結果，但我們也會服從於理性。我們被安放了身份。於館中我們是參觀者，我們應該聽從工作人員的指示。這種微觀的權力關係深入結構。規訓是目的是使規訓機制能夠順利持久地運行。「懲罰」的本質由「公開的酷刑」變成了「去教育、去治療、去塑造一個理性的主體」。規訓機制透過區分出失去理性的人、令人恐嚇「來自於社會的排除」，權力在人身人塑造了「理性是人最重要的東西」的知識，社會上充斥著「失去理性的人的危險性」的知識，如果在一個現代化、最重要的東西由集體變成個人（認同）的社會的話，人天生就會極度恐懼非理性行為。就算沒有明文規定訪客不進入欄杆之內，只要見到類似的符號，人便會自然聯想起非理性的人的結局，遵守未必存在的規則。非理性的人成為了禁忌的存在，所以你只會乖乖地站在欄杆外，從遠處拿出玩偶拍照留念。
然而你在做功課，用一些老師建議的框架去作分析，這是權力／知識和規訓的結果
就是因為失去理性成為了人最大的恐懼，人不知不覺間服從於規訓之中，說到底我會乖乖地做功課也是理性的結果。這相片成為了研究對象是因為老師在社會學上有話語權。老師說這張相片有意義之後，我們也許可以說這功課沒有意義，但老師是老師，他給了F我的話，我就會不合格了。在受了十多年由小到大的規訓之後，在理性下我只好乖乖地按照規矩做功課。